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上海的朱雪芹、广东的胡小燕和重庆的康厚明3位人大代表备受关注。在这3位农民工代表的身后，还有两亿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经发展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呼吁：“加强农民工教育，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既是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民工自身全面发展的迫切愿望，是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迫切需要。”
农民工打工难，主要原因是培训机会少、劳动技能低
10年前，当胡小燕走出四川盆地的时候，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从农民工当中诞生的首批全国人大代表。出生在四川广安的胡小燕，1998年来到广东打工。1998年下半年，在一家陶瓷厂做工人，如今在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任成品车间副主任。她说：“我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一直盼望着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我非常关注农民工教育问题。我的座右铭是:只要面向阳光，就不会陷于阴影。”
文文静静的朱雪芹，今年31岁，这个原本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打工妹，1995年从苏北到大上海打拼，学技术、学外语、学管理，1998年被送往日本学习，如今已成为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日语翻译、工会副主席。去日本进修这段经历对她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雪芹告诉记者：“去日本培训是我的幸运，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们上海，在普陀区，不光是我一个人被送往日本学习，而是有几百人。只要我们在工作中上进，连续两年以上被评选为优秀员工的都可以被送往日本培训。”
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工像朱雪芹一样拥有教育培训的机会？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兼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李滨生的手头有份资料。在全体工人中，70.9%没有技术等级，技术工人仅占29.1%，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仅占25.5%，这与发达国家技能劳动者占工人总量50%到75%的情况相比，有很大差距。农民工中高级技工及技师仅占工人总数的2.3%，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李滨生说，调查显示，64.4%的农民工表示，培训机会少、劳动技能低，是他们在城里打工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
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前培训、岗前培训和适应性技能培训，迫在眉睫。
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机构和企业的作用
“新东方学校在全国有几千个教室，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这些教室大部分是空的。培训农民工，这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表示，“民办教育机构有责任加入进来，为国家培训农民工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国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约1.5万所，高职（专科）院校有1147所。纪宝成说：“这些学校遍布全国各地，堪称农民工培训的丰富资源。有关部门应制定政策，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进一步动员并鼓励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参与到农民工教育事业中来。”
纪宝成认为，要根据农民工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和行业特点，分类进行培训。他说：“可以通过举办夜校、短期培训班、函授班、现场授课等多种形式，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以及道德、法制、维权等方面的教育。”
谈到农民工培训“政府与个体投入较多，而企业投入较少”这一情况，纪宝成认为：“部分企业教育培训投入的积极性不高，除劳动用工制度和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意义认识不足等原因之外，还与我国对企业的教育培训投入缺乏有约束力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因此，要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对员工教育培训投入的责任，并完善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的激励机制。”
加大对农民工教育的投入，建立健全职业准入制度
“民办机构承担农民工培训，最大的瓶颈还是资金问题。”俞敏洪坦言：“我很希望政府拿新东方做试点，比如培训一个农民工，政府有一定的拨款。我知道大量的民办教育机构很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是在承担社会责任。”
各级政府应成为农民工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纪宝成指出：“农民工教育经费应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但是在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必须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为辅，农民工个人少量负担的原则。建议2008年中央财政投入比2006年的6亿元增加两倍，达到18亿元。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农民工教育的经费投入。”
“应当根据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逐步实施职业准入制度，使农民工形成参加培训和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对实行职业准入制度的行业或岗位，应严格要求和监督用人单位从培训合格、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中录用。”纪宝成呼吁，要努力改变“先就业，后培训”或“只就业，不培训”的局面，逐步建立“先培训，后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准入制度和“培训合格才能就业”的职业准入制度。
在纪宝成看来，各级政府，无论是输出地政府还是输入地政府，都应把农民工教育视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之中。他说：“由于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涉及面广，迫切需要加强政府对有关职能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农业管理部门、劳动保障部门等的统筹协调能力，建立跨部门的和有效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统筹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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